“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其学术品格与道德文章的砥砺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一场终身的修行。”
王雪梅教授，博士毕业于西北大学，自2001年始任教于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曾任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主要从事佛教文献、佛教史及相关宗教文化研究。在《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文化》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亦有专著《弥勒信仰研究》、合著《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等学术著作。
王雪梅教授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生。
毕业后攻读硕士之际，
在面对导师所提出的关于“儒释道”三家的选择问题时，
她曾凭借着过往的认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儒学。
但经历了漫长的学术研究与思考后，
对历史认知的渐趋深入却在不觉间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佛教文化的大门。
而正像她过去所讲的那样，每个人都在仰仗着无数的因缘而活着——
正如选择佛学，选择西大，
并选择以一个新老师的身份回归执教那些刚刚走入西大的新同学们……
无数个因缘不断生发着，并在默然间促使我们彼此相会。
自述：王雪梅教授
文字编辑、采访：董继泽、蒋思韵
Q：听说老师也是我们西北大学的校友呢！您可以分享一下自己与西北大学的故事吗？回到西北大学后，您对于母校又有怎样的感受与期待呢？
A：是的，我是2010年6月从西大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在西大，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三年时光——这个“美好”不是因为青春，而是因为西大曾让我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了三年，并开启了我后来的学术道路。
我与西大的故事，好像都很平淡。因为我是工作了6年又回到校园，读书于我真的是“恶补”的感觉，我那时可以称得上是“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了。我太珍惜重返校园的学生时光，而生活也变得极其简单——以我住的太白校区2号楼为原点，生活半径很少超过200米。清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余晖下的实际寺亭，三月的玉兰、四月的樱花，都曾是我读书之余最喜欢的去处。我很感念西大留给我既简单又厚重的人生经历。如今毕业八年重回西大，真切地感受到母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如果说当年西大给我的印象是质朴与老旧，那么现在的西大不仅承载着“公诚勤朴”的百年校训，更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焕发青春、充满活力，一个全新的百年名校正在向国际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迈进。作为西大人，我希望不辜负母校对我的期待，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努力做出成绩，为母校的蓬勃发展贡献自己的心力。
Q：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去研究宗教学？又是什么让您选择从弥勒信仰的方面着手研究？
A：说来话长呢。很多人都问过我是不是因为信仰佛教才去研究宗教学。其实完全不是。我纯粹是因为读书兴趣而转到了宗教学的。我本科学的是历史，毕业后保送读中国文化史方向的研究生。我的硕士导师当年招收我时已年届退休，我算是先生的关门弟子。先生对我格外开恩，见面第一天就问我：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你选哪家？我毫不犹豫的说：儒家。先生说：儒家是好，但你不选释道的原因又在哪里？我还记得当时回答说儒家积极进取、注重入世，佛教道教都消极避世云云。现在想来那时不知天高地厚，回答真是让人汗颜啊！先生听后只说：释道有释道的道理，你选儒家来做也很好。随后的研究生阶段，我在先生指导下阅读儒家经典文献，并被要求熟读甚至背诵四书五经。毕业论文是关于孟子的研究主题，题目叫“孟学历史命运变迁考论”。你看，这是非常纯粹的儒学主题，很难想到我怎么跳跃到佛教去了吧。问题就在这里，我在学习儒学的过程中，发现明明在东汉末年被奉为“亚圣”的孟子，在魏晋南北朝却完全销声匿迹，直到中晚唐以后才又提出孟子地位问题。孟子沉寂的这个中古时代，恰恰是佛教传入发展并兴盛的时代，所以，为了更好理解孟学包括儒学衰落的历史命运，我读了一些佛教思想文化的书，并真切认识到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之深非我此前肤浅认为的“消极避世”可以言之。这算是我由“儒”入“佛”转变的缘起。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分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我开始思虑考博士，希望报考研习宗教方面的博士，而不是纯粹的中国古代史方向。其间因为种种原因，直到6年后，即2007年我才如愿考上博士研究生。那年同时报考了川大和西大，也收到两张录取通知书，但由于川大是道教方向，我心心念念是想研习佛教学，所以后来舍近求远来到了西大研读佛教文化。
我选择弥勒信仰作为研究对象，这完全归于我的导师李利安先生的影响。导师在佛教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是研究观音信仰的著名学者。我在跟随导师求学期间，耳濡目染，也着力于菩萨信仰的研习，最后在导师的指导下我选定弥勒信仰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虽然从选定题目到今天，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都在持续关注这个主题，也出版了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弥勒信仰研究》一书，但我却仍然没能够达到导师期待的目标——这是我自己也深感遗憾的地方。现在，在导师和母校的召唤下，我重回西大，也是时候重新思考怎样推进未来研究工作的问题了，希望不久的将来我能够看到自己后续崭新的研究成果。
Q：一个人内心的文化素质常常作用于自己的生活。老师可以简要谈谈佛学曾经给您生活与经历带来的影响吗？
A：佛学确实对我的生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的生活影响颇深。佛教也好，儒学也罢，都是真实不虚的人类文明与智慧，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要义需要有新的诠释，但我始终相信，人类过往的文明与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生仍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佛教的平等观、慈悲观、缘起论，确实让我深受感染。我努力学习和践行慈悲待人智慧对己、学习随缘进取亦随缘放下，学会“无我心调柔”——佛教的这些生命智慧，我希望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更应该是圆满现实人生的真实不虚的指导和实践内容。
Q：对于佛学，您未来的研究与教学方向是什么？在您所研究的领域以外，您还有什么感兴趣的学科领域吗？
A：人的发展总是要受制于现实的生活。我对未来不敢说有非常宏大的计划，但同样会按部就班将目前手里的课题继续下去——比如弥勒信仰在元明清的民间流变、地方宗教文献的整理研究、宗教与地方社会等；现在身处西安，也希望未来可以着力于长安佛教、玄奘等方面的研究。
在我的研究之外，我感兴趣的学科领域主要是历史与哲学。这从我购置的图书大略可见，除了宗教学的书，我买得最多的仍是历史类、哲学类的书籍，当然还有一些文学类书籍。我觉得自己也属于被考试型学习“耽搁”的，大学以前阅读经典太少，至今都还在补课。
Q：老师能分享一下自己从一个大学生转为一个学者所经历的过程吗？
A：这个过程似乎很漫长吧。我读书不多，但一直比较喜欢读书。还在比较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读一本喜欢的书，可以让人忘却艰难困苦而充满希望与富足。所以刚上大学时听到老师们、学长们讲毕业后可以继续读研究生，我就对此充满了向往，也在大学毕业时保送读研。本来硕士研究生毕业时，我很想继续考博，但学校不允许——那时报考需要单位签字盖章许可才行。留校工作后，仍是对于考博之事耿耿于怀，直到6年后才得以如愿读博。一般来讲，一个大学生要经历硕士、博士阶段的严格训练，博士毕业后再历经三到五年持续努力的学术研究，十年磨一剑，基本可以奠定基础、成为一名有一定研究方向的青年学者。但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学者，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其学术品格与道德文章的砥砺无疑是一个漫长的历程、一场终身的修行。
Q：从老师对于弥勒的研究可以看出老师真的很注重从经典文献出发。想问下老师觉得如何才能在现代研究中把握好对历史文献的使用以及怎样才能在历史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
A：文献，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我因为是历史的学科底色，所以一开始接受训练，老师就经常说一句话：学历史的，句句要有出处。就是说要论从史出，强调文献依据的重要性。其实其他学科也一样，包括哲学，文献也是基础。文献资料的使用是个大问题，不是一两句就能讲得清楚的。按不同的分类标准，文献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一般可以大略分为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等，文献的考订辨识、整理与选择十分重要，也是文献利用的基础。如果引用的文献不可靠，那就如空中楼阁般，得出的观点结论也不会具实。所以，文献基础是第一步，要尽量接受一些语言文献的训练、掌握一些古典文献的常识与能力，往后的研究才会具备应有的根基。
“创新”这个词今天有点口号式泛滥了。对于创新的内涵、如何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很多人并没有仔细思考过。受着时代大潮的裹挟，我们每个人的研究，比如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学者的项目申报书都要表明有几点“创新”才可。我不知道古人先贤在书写传世经典之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思量几个“创新”点。我不是反对创新，因为人类的进步正是建基于不断创新发展。我只是反对现在那些非常形式化的创新。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有厚重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很有必要思考如何在传统中创新，而不是让传统成为包袱或者直接抛弃传统。荀子说得很好：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这就是我们对传统对过往要有继承与发展、分辨与选择、发明与创造的学术态度。我想，对你所提出的如何在历史经典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当作如是观吧。
Q：在之前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的读书会中，您有提到过要注重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于初入大学开始哲学学习的本科生，您还有哪些建议？关于哲学学科以及其他列表的书目，您又有怎样的推荐呢？
A：对于哲学，我是外行，因而不能给予你们专业学习的建议。但对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同学们来讲，我觉得尽快转变高中学习方式，学会自主学习、海量阅读不局限专业的经典著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次读书会里提到拓宽学术视野的问题，其实就是前辈学者——如钱穆先生、葛兆光先生都说过的关于读书学习的层次或境界问题，也是我在学习以及教学中比较注意的三个层次——即知识、方法和视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读钱先生、葛先生的相关论述。哲学方面的书目我就不推荐了，我可不能在哲学专业的同学们面前班门弄斧啦！
